1939年，全面抗战已经持续近一年半时间。此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方面，欧洲形势日益紧张，终在9月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国内方面，日军已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下开始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则不断发展壮大。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始终站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的斗争，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给予坚决反击，同时带领广大根据地军民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敌后战场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为全民族抗战的反攻和胜利创造了条件。

（一）

1939年初，抗战局势逐步明朗，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却更加严峻复杂。

随着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士气不断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经济、财政日益陷入困境。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对日军日益构成严重的威胁。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开始转变侵华策略。在军事上，日军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公开投敌，正是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营垒的严重动摇和分裂。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

虽然日本的侵略损害了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但是，英美等国疲于应对德意在欧洲的挑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此时并不想跟日本真正决裂。在东方战场上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同日本妥协。因此，英美等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采取绥靖主义的政策，中国时刻有陷入“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危险。

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以及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蒋介石在内部的讲话中却表示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会议还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这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1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重申关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指出在日本侵略者阴谋分化中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形势的变化已经开始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的局面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智慧。鉴于1939年后国民党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的加强，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

（二）

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因此，1939年党的重要任务是针对蒋介石集团限共、反共阴谋活动，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大局出发，有步骤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的斗争。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集团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制造各种反共摩擦事件和惨案，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换取日本的让步，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摩擦事件150多起；在华北，先后制造“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在华中，先后制造“平江惨案”“新集惨案”“确山惨案”。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战士、革命群众被捕杀，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制造摩擦、存在投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军事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采取革命的两方面政策。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此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退步行径，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要求各地对摩擦事件决不能“逆来顺受”，否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今后摩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摩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统一战线与摩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山东纵队在中央指示下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打退了其多次进攻。

到1939年6月，蒋介石集团分裂活动日趋猖獗。针对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在6月初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中旬又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

6月30日，毛泽东又公开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深刻揭露了日本诱降、英美劝降、国民党反共投降的种种阴谋，提醒全体国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

7月7日，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中国抗战形势中两种最大的危险是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对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摩擦行径进行深刻揭露；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三大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正式形成。

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并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深入地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在政治上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国民党中的投降派和顽固派，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图谋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